村居干部该不该管？
5月18日，湖北一都市报记者在暗访当地村干部为儿子大摆庆生宴时遭群殴，引发网络热议。记者注意到，在对打人者予以谴责的同时，一些网民也在讨论，村居干部是否应在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对象之列。有观点认为，村居干部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，有的甚至不是党员，不应对其“严格要求”。
对此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表示，一方面，对村居干部中的党员，可以用党纪来约束；另一方面，虽然村居干部在法理上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，而是受村委会组织法、乡规民约等约束，但实际上一些村居干部也在行使公权力、带有公职人员色彩，有的村委会负责人还是乡镇干部担任，对其“严格要求”也是应该的。
李炜认为，对村居干部操办“红白事”，一是绝不允许借机敛财；二是必须提前申报、过程透明，让群众监督评价；三是提倡新的操办方式，如请客不收礼等；四是可以让社会组织介入，发挥其支撑公共事务、协调群体利益、促进移风易俗的作用，如江浙一带农村的“红白理事会”、重庆市巫溪县的“乐和互助会”等。
在高波看来，对非党员的村居干部可以用职位要求来约束，督促其自觉遵守相关“禁令”，而不应“降低标准”、“规中有规”。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暗藏在“红白事”中的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；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群众对社会风气的“观感指数”，避免产生“合理怀疑”。
也有专家认为，对村居干部应以教育和乡规民约的约束为主，选树廉洁自律和移风易俗方面典型，发挥示范作用。
记者注意到，在各地曝光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案例中，不乏村居干部身影；各地也作了一些探索。例如，嘉善县魏塘街道规定，村居干部办理“红白事”须向街道纪委和所在单位“双报告”，并签订廉政承诺书，“红白事”操办情况还被列入村居干部年度述职述廉内容。
讲原则还是讲人情？
记者了解到，“红白事”相关禁令执行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法治社会与人情社会的矛盾、“法”与“情”的冲突，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问题、存在困惑。
问题1：多出几桌行不行？
有人提出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，习俗不一样，“红白事”操办者家庭情况、经济背景也有区别，有的亲戚朋友确实多，甚至有的邀请一人却来了一家三口，实际桌数比规定标准多出几桌行不行？
高波认为，在遵守刚性的程序性规定前提下，可以在执行时有一些合理的“救济措施”。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增加两三桌的，在向组织如实报告、提出合理申请的基础上，可以视作合规，防止走极端。
问题2：多重身份如何界定？
有人提出，管理服务对象可能是朋友、同学甚至同村的亲戚、族人，如何界定身份，能否宴请、收礼？
李炜认为，关键是看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，是否会影响公权力行使。如果影响公权力行使，即使亲戚也不行。
高波建议，可参考香港公职人员《接受利益公告》。《公告》严格限定收礼范围，细致到政府雇员可接受父母、儿女和叔父母、舅父母、表兄妹、堂兄妹等亲属赠礼，但表嫂、表妹夫、堂嫂、堂妹夫、舅母的兄弟等除外；可接受私交友好之礼，但相互之间须无公事来往、非上下级关系。
问题3：“份子钱”能否回收？
有人提出，在相关禁令出台前，自己送出去不少“份子钱”，现在自己家有了“红白事”，能否回收允许范围之外的“份子钱”？
在高波看来，如果此前确实送出去不少“份子钱”，可列出“清单”向组织报告，如获准也可视作一种“救济措施”。不过，显然“不太具有操作性”。
李炜表示，既然有禁令，就不应该回收。对干部而言，既然选择了公职，就一定要在利益上作“切割”，放弃一些东西。
“我个人认为，公职人员收受礼金数额，人均不超过200元为宜。”李炜说。
问题4：是否小题大做、不近人情?
有人反映，受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，难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其家属想不通、不配合，认为禁令小题大做、不近人情。
对此，媒体评论员张枫逸指出，禁令看似无情却有情，既有利于预防腐败、保护干部，也为干部减轻负担，推动社会移风易俗。
“这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实践载体， 小题 必须 大做 。期待地方制度群的实践效果评估。”高波说。
本文发稿时，记者询问李青对婚礼的“规划”，得到回复：“按规定办，简单、低调。”(瞿芃)